我查阅了资料，狱医，是一种职业，有的甚至是有警察编制的，而父亲却是劳动改造人员，说直白点，就是罪犯，更别说警察、编制了。或许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在一个偏远山区的劳改农场里，是多么希望有一个像父亲这样的“政治犯”医生光临，于是，父亲便顺理成章地成了这个劳改农场身份特殊的“狱医”。 “只要有本事，在哪都有用”这是父亲常对我说的话，是的，他好几年的“劳动改造”，实际上从一进劳改农场到最后的平反，就没有参加过劳动——如果行医不算劳动的话——虽说父亲在劳改队里经常忙不过来，队里还给他安排了个助手（豆浆，本名马明曰，二十几岁精干小伙，自称饿死鬼投生的，因偷公社喂母猪的豆浆，按他的说法，一口都还没喝上就被抓了），豆浆摆脱了每日沉重的劳作，高兴得有点趾高气扬，成天屁颠屁颠地紧跟着父亲。 父亲没到劳改队时，农场本来有一个当地的赤脚医生，只是这医生身在曹营心在汉，经常溜回家去干农活，而且一般不开药，“你这个涂点紫药水就行了”这句话成了他的口头禅，当然，也成了犯人们背后对他的称呼“紫药水”——“你打标枪（土话：拉肚子）还没好？去找紫药水涂点紫药水呗”——诸如此类的戏谑，在犯人们繁重而单调的劳改生活中，也算是一种精神娱乐吧。 那天，父亲被押送到劳改农场时，是下午三点过，农历四月份，下着雨，山里雾大，手扶式拖拉机在泥泞的山路上转了四个多小时，一进山里就下雨了，一路坑洼，一坑一坑的积水，看着倒是澄清，车轮过后便黄汤四溅，看来这山里下了好几天的雨了。 押送人员刚和农场领导交接完，室外传来一阵急促的喊声：“紫药水在哪？有人要死了！” 领导就是领导，不急不忙，一脸正气：“谁在咋呼？过来老实说！” “三组的莫得痣，肚子疼得快死了，满头大汗，半个多小时了，没找到紫药水” “喊你好好说，你听不懂嗦！”大队长一声厉呵， “就是三组的吴有志病了” “紫药水跑哪去了？不想干就莫来了”大队长环顾四周，气恼地嚷道， “回家搂媳妇儿去了呗，这下雨天还能做啥”有人小声回答道， 估计大队长刚看了父亲的材料，向父亲下命令道：“你去帮下忙，看看咋回事，一天天的事多” 就是这个人称“豆浆”的马明曰，带着父亲先去了医务室，父亲扫了一眼，红漆的木架上零散地立着一些紫黑色的大玻璃瓶，有的没了标签，用白纸写着扑热息痛、呋喃唑酮、土霉素、乳酶生等，写着这些名称的白纸也只有白色的底子了，满是污浊。然后就是两大瓶龙胆紫（俗称紫药水），很显眼地傲立在放着西药架的书桌上。 在屋的西北角，有几层中药架，堆着几个土布袋子，里面是有些发霉的中药饮片，也没有标签，但这足以说明这里这里的地理坐标：西南某山区。父亲摸了一下自己的衣兜，说：“先去看看再说吧” 吴有志，快五十的人了，倒卖粮票进来的，精瘦白净。你有志，犯人们偏偏送他了个“莫得痣”的外号。吴有志挛缩在凉席的一头，本来很窄小的单人床板，竟显得宽大了许多。分不出颜色的薄被子被裹成一团，被他侧压着。 父亲过去号了号脉，问：“吐没吐？拉没拉？” 周围同监起哄似的，帮着回答：“吐不出来，肚子瘪的” 父亲瞥了说话的这人一眼，取出银针，用棉球象征性地擦了一下， “想拉也没莫得拉的，肚子里没货”又有人起着哄， “饿死鬼，把你的豆浆给莫得痣分一碗呗”又是一个嬉笑道， “我中午分给他了一个洋芋，这么大！”豆浆豪气地比划着：“国际人道主义，你们要学习，提高觉悟” 父亲似听非听，语气不容怠慢：“把他放平，裤腰带解开，露出肚脐，把裤腿勉（挽）起来，到膝盖以上” 说笑的人完全没有犯人的张狂傲慢，很听话，一切照做，不过嘴里还是玩笑不停。 两边足三里，中脘穴，公孙穴，父亲不紧不慢地扎上针，边捻着针柄边问病人：“腿胀不胀？肚子好点没？” 豆浆在一旁嘟囔：“真神医呀，立竿见影？比紫药水的痢特灵（呋喃唑酮）还管用？” 父亲没理他，又在病人肚子上的上脘穴、下脘穴加了两针，在腿肚子上的胆囊穴也加了针，停当下来后俯下身问患者：“现在呢，啥感觉？” 吴有志动了动，半坐起来，可能带动了腿上的银针，疼得呲牙，用手按了按肚子上没扎针的地方，“不疼了？？” 父亲在这些银针上一阵摆弄，房间太暗，看不见啥表情：“你再按按，感觉一下” 吴有志明显地不相信，用手在肚皮上按来揉去，“我天，真不疼了！我马上去找大队长，把紫药水这个庸医开除掉！” 周围一片哄笑，只有豆浆盯着父亲看：“我的个乖乖，还真是神医呀！哥，哥，哥，你也教我两下子呗” 初来乍到，对这些犯人们不明底细，父亲曾经意味深长地对我说过“那时候的犯人可不简单，劳改队里藏龙卧虎，一般人是进不去的”。当面对着这一伙人七嘴八舌地说话，父亲更谨慎了起来，便岔开话题，对着莫得痣说：“这雨下得，容易下出病来，这不疼了你还要吃药不？”…… 就这样，父亲长达五年的“狱医”生涯便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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