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冠》：不同时代的人该怎么活

巩俐是一位不错的女演员。

她饰演的郎平，形似，神也颇似，她背后肯定下了不少苦功夫。影院里，不停有人在偷着抽泣，在女排队员魔鬼训练的时候，在国旗升起的时刻，抽泣会变得更大声，更明显。爱国情绪，是我们共同的催泪剂。

巩俐开始红的时候，大概也是“女排五连冠”的时候，所以她能理解郎平。一个时代的人，能彼此互相理解。

三十多年过去了，时代不同了。一个国家的进步，不仅是物质的进步，科技的进步，基础设施的进步，更有国民心理、精神的进步。美国的民主自由，正在风雨飘摇中验证自我的正确性，但不管怎样，民主本身，是个好东西，就看你要怎么编排它，安置它？

剖开历史的横截面，我们可以肯定，清朝末年年轻人的心态，与建国初期那一代，及改革开放那一代，还有就是现在的年轻一代，绝对不同。时过境迁，逝者如斯夫。同样的，一百多年前，传统的宗教生活，教会势力对许多美国年轻人来讲，就很压抑，如同广告大师克劳德∙霍普金斯在他的名著《科学的广告》中所揭示的那样，因为他叛逆的一次教堂演讲，母亲永远地与他划清了界限，一生不变。

把镜头拉回到四十年前，中国决定回归世界，但各方面都落后于人。人们胸中饱含的爱国情绪，需要一种通道来宣泄，证明，体育正好成为这个通道。中国女排在袁伟民教练的强势带领下，充当了这一角色，颇似几年前的吴京之拍摄《战狼》。

其实，国家的情绪也是一种压抑，集体主义带来的对个性的压抑。

条件再差，生活再苦，只要冠之以“为国争光”，那就是一句“拼了”。对这种精神力量的强调，在近现代中国的独立征程中起到了莫大的作用，因为物质领域实在太不可以凭借与挖掘，精神领域反而有无限的空间可以。积贫积弱的不仅是国家实际状况，更是中国人的精神。

因此，当中国人被有效组织起来，就爆发出了令人惊叹的滔天能量，基本工业体系的建立，原子弹的爆炸成功，以及敢于与美国为首的强悍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一决高下。我们这个民族，在当时来讲，就是一句，“拼了”。如果是血战中的勇士，那就是，“老子和你拼啦！向我开炮！”

女排当年的辉煌，不在于科学的训练，科技的数据辅助，精准的营养，精妙的技战术，而是打不垮的团队精神，集体精神。电影中这样说道，“没有你，没有我，只有我们。”

电影的高光时刻，大多出现在于中日，中美，中巴女排的较量中，一记万钧的重扣，一次高水准的拦网，一趟高难度救球，满屏的肾上腺素绽放。专业镜头的运用，让观众感受到直播所难以企及的视觉震撼。然而陈可辛导演志不在此，巩俐饰演的郎平是一个有独立思考的教练，导演想通过电影来表现的不只是排球，体育，或者女性乃至女权，而是时代的精神，时代的人格，精神与灵魂的风云变幻。

社会由人组成，国家更是要有高效的系统来组织起人力，进行国家的自卫与利益的实现。如何释放人力资源？于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乃至一个企业，都是长期成功的头等命题。前几天中央最高领导参加深圳经济特区40周年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圳是40年前的小渔村，就是因为小平同志划了一个圈，就发生了惊天巨变。这是一个能量圈，什么能量？就是全国的年轻人，怀揣梦想的年轻人，释放自己的青春与才华的能量，如此汇聚起来，就敢叫日月换新天啊。

正是在这样的浪潮中，中国的城市与区域，中国的行业与企业，才一步步发展起来。从解决温饱问题，到住房、家电、交通问题，再到身份、品味、生活方式问题，现在更是发展到了个性、精神归属、人生哲学的问题。当初闯深圳的50后、60后，与现在90后，00后，差别之大，堪称两个不同的人种。现在的年轻人，首先要解决的不是物质问题，而是精神问题。首先要满足的不是待遇问题，而是趣味问题。电影中，郎平问后起之秀朱婷，“你到底为了什么打球？”

这是一个看似平淡无奇的问号，但却是一个时代的巨大问号。几乎所有行业的人们，都在追问同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为了什么而工作？我为了什么而活着？

孟子对他的老师孔子的最高称赞之词就是：“圣之时也”。翻译过来就是，其实孔夫子绝对是一个是与时俱进的人。逝者如斯夫，万不可刻舟求剑。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人们幸福生活的标配是：手表、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简称“三转一响”）；八十年代，标配升级成了：黑白电视机、洗衣机、冰箱、录音机；九十年代呢，又变了，彩电、空调、音响、摩托车。

现在年轻人不同了，他们的幸福，需要爱上工作，爱上事业，爱上自己。50后，60后，不需要爱上工作，只要有工作就行；不需要爱上事业，只要有个事业就可以；不需要爱上自己，能让别人爱上自己就好了。夹在中间的70后，80后，开始有了双向选择，有了线上线下的融合，以及充斥着围城内外的爱恨情仇。在自我诉求与集体诉求之间，timeandtimeagain，无数次地徘徊与辗转。

现代体育，是对人的能力的极限考验，比赛就是这种极限与极限之间的PK。冠军，是荣誉的代表，如果不能激发出运动员最大的潜能，就无法染指桂冠。郎平的困惑，与教练过程中的思考，就是一个当代的组织领袖，同样遇到的难题。

在商界，人们从“机会的竞争、资源的竞争”，过渡到“模式的竞争、战略的竞争”，现在俨然又行深一步，必须考虑到“文化的竞争、人才的竞争”。模式再好，文化不行，战略再准，人才不行，说到底都是枉然。在机会至上，胆大包天的时代，不需要过多考虑模式，在依靠资源打天下的时代，战略是个虚无缥缈的忽悠词汇。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就是要有对大势的判断与自身的衍进，切不可用过去的惯性，来面对未来的事业。

郎平，因为在美国的多年工作与生活，有了一个非常好的观察与思考角度，她深刻地知道，体育环境与科技的变迁，尤其是人性的变迁，东方人与西方人的差别。于是，她顶住压力，主动谋变，过程中，遇到不顺，也是咬牙坚持，这是一位与时俱进的领袖素质。

她是从80年代初开始崭露头角的60后，因为过于刻苦训练，导致现在是全身伤病累累。据说，她先后经历七次软骨手术，最后摘除膝盖髌骨，进行关节置换，腰伤也严重的很。但是，她并没有就此退隐江湖，因为她内心里还有爱的东西，追求的东西，不管是什么，总之还有动力在驱动她的人生。

回观我们身边，多少人在所谓的功成名就之后就开始自以为是？多少人在香车美女中迷失自我？多少人死守过去的经验裹足难前？当一个组织的领头羊，都开始丧失斗志，或者找不到切合时代的打法，它距离坠入深渊已经不远了。

《夺冠》无非是在讲，过去那个时代的成功者，如何带领这个时代的年轻人，继续过去的辉煌！对于中国来说，就是当前在位的政府领导、企业领袖、行业精英，如何从自己过去的成绩中走出来，面对当今局势，充分理解后浪们的特质，形成有机合力，再登高峰。

而不是，一味的强势，自我主义；也不是，科技第一，金融第一，机制第一；必须看到，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是理性与感性兼具的动物。过去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洪流，无视普通人的感性、情感、精神的需求，用冰冷的机器与社会进步逻辑，将他们压制成为“单向度的人”，“牺牲的人”，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已经是过去式，绝不能成为将来式。

2020年，庚子年，新冠疫情不请自来，打得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幸亏国家总体反应得当，相较于全球而言，到现在还算取得了不错的战斗成绩。这里面，就有年轻人的主动担当，他们“很拼”。人们惊讶的发现，那些平常很“佛系”，很“二次元”，很“丧“的孩子们，突然变脸了，突然长大了，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真实故事。

人们不禁要问，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原因？

如果说，“女排五连冠”的时候，队员们除了为了集体荣誉而拼搏外，并无多少其它可以供选择的机会，这种努力奋斗行为，多少是被动的，至少是未经选择的。而当下的抗疫青年们，则不同，他们的行动应该看作是主动的，是经过选择的。

他们选择了，为集体奋斗，为国家贡献，冒着生命危险，也在所不辞，他们内心里感受到了被社会需要的存在感与崇高感。而在日常的生活中，被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互联网编制的信息网所包围的时候，他们的精神反而被腌制了，活力得不到有效释放。

所以，许多人感叹，现在的年轻人不好管了，21世纪，队伍不好带了。他们选择工作，并不仅是为了工资，待遇，这之外的东西反而显得更加重要。“为什么而工作”的问题，比“怎么更好地去工作”的问题，来得重要的多得多。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著名小说，名曰《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后拍成电影叫做《布拉格之恋》，就是揭示现代人的生存价值困境。1944年，毛主席为追悼年轻的共产党员张思德因公牺牲时，写下，“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如鸿毛”。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干脆将工作视为人生永不休止的修行。如果说，物质短缺时代，人们首先想着如何安顿自己的身体，那么未来就是想着如何安顿自己的灵魂。围绕身体的需求，出现了吃喝拉撒睡，浩瀚无边的产品、服务，那么围绕灵魂的需求，未来也会出现巨大的商业机会。而这种商业机会的实现，有时候是以反物质需求，反身体需求的面目出现的。只是，如何才能正确引领这一巨大需求，挑战远比前一种挑战大。

这是一个没有唯一答案的开放题，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回答。我们要不要夺冠？夺什么冠？用什么方法去夺冠？以什么样的状态去夺冠？等等不一而足。

但，所有的疑问背后，都要回归到一个基本问题，是哲学的，也是宗教的，更是人生的。那就是，你为什么而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