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瑾玎，1886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五美乡（今江背镇五美社区）张家坊村。1918年加入新民学会，并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湖北省委、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并在湘鄂西苏区任工农革命政府文化部部长兼秘书长。1933年4月在上海被捕入狱，坚贞不屈。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任《》总经理、《》副经理、解放区救济总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73年1月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熊瑾玎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斗争中，不畏艰险，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周恩来赞誉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担任党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老新华人称他为“红色管家”，“唯一不可缺少的人”。 在革命低潮中加入党组织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此时的熊瑾玎已接替徐特立担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政变发生后，他参加了长沙10多万人的讨蒋大会，愤怒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湖南省各地工农群众经过讨蒋大会之后，革命热情更加高涨，工农武装普遍建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但是湖南土豪劣绅和各种反动势力磨刀霍霍，朝向人民。5月初，驻扎在武汉的反动军官、35军军长何键派他的亲信余湘三回到长沙，密谋策动反革命政变，决定在5月21日突然发难。21日晚11时，长沙城突然枪声大作，叛军分路向省市党部、省市总工会、自卫军总部等革命机关猖狂进攻。由于反动势力突然袭击，各革命机关均被捣毁、查封。这个事变后来被称为“马日事变”。 事变发生当晚，熊瑾玎被枪声惊醒，披衣起床，想要出门探听下消息。这时全校的其他师生也被枪声惊醒，纷纷跑来向他问出了什么事情。熊瑾玎根据近期流传的反动派将要发动政变的消息，猜想很可能是反动派已经动手了。但他估计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不是反动派进攻的目标，一边安慰大家不要害怕，一边叮嘱大家不要外出，以免被流弹打伤。5月23日，许克祥等5个团长以国民党“长沙救党运动大会”的名义发出清党反共通电，24日，彭国钧等为首组成国民党“湖南救党委员会”，都以“拿捕暴徒分子”的名义逮捕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其他革命积极分子。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纷纷离开长沙，躲避起来。而熊瑾玎因担负着极为重要的联络国民党左派的任务，继续留在城内。徐特立离开长沙前一再叮嘱他要特别小心，白天不要外出活动，并赠送全唐诗120本。熊瑾玎写诗致谢：“酷热熏蒸未敢当，犁头巷里小修藏。唐诗一部供吾目，忘却炎炎夏日长。”“犁头巷”是熊瑾玎居住的地方。当时国民党省、县两级通缉他，他却镇定自若，安闲地吟诵着唐诗。 从5月下旬到10月上旬4个多月中，熊瑾玎除了隐蔽在犁头巷之外，还常去长治路惠济车栈楼上唐贻成家、织机街潇湘酒家熊裕禄家、北门外大王家巷菜农江海青家等处。有的时候是为了约人谈工作的事，有的时候是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熊瑾玎之所以能够在敌人遍布的长沙城中行动自如，这和他平时扶危济困，深受当地群众爱戴和拥护有很大关系。有一次，他在湘江岸边遇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妇女，抱着一个生病的孩子，放声大哭。熊瑾玎经过询问得知这个妇人因孩子生病，无钱医治，欲跳江轻生。他当即将身上所有的钱相赠，叮嘱她赶快回家抓药给孩子治病。他平时喜欢购置书籍，书店给他一个折子，每次不必交付现金，只需把购书款记在上面，年终一并结算。他常把这本折子送给贫穷学生去买所需的书籍，最后由他一次付款。因为他在别人遇到困难时总是尽心尽力、慷慨相助，所以当他遇到危难的时候，身边的人也愿意冒险去帮助他，这是他在敌人封锁严密的长沙城能够行动自如的重要原因。 到了这年10月，因为反动派进一步“严厉铲共”，熊瑾玎的处境更加困难。他经过几个月的艰苦隐蔽斗争，深深感到没有共产党的领导，革命工作很难取得成就，于是下定决心到武汉寻找共产党组织。在一个傍晚，经过一番乔装打扮，熊瑾玎终于混出长沙城，搭上去武汉的火车。到武汉后，他住在汉口五三南里一家湖南人开设的木器店楼上。此时，武汉的反动势力也很猖獗，报纸上常常登载敌人“破获共产党机关”，革命同志被逮捕枪决的消息。在这种白色恐怖之下，熊瑾玎经过多方打听，到汉口谢弄北里找到著名共产党人郭亮，毅然向他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请求。郭亮也为其精神所感动。经过郭亮介绍，熊瑾玎同其他几个人一起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员，他被党组织分配到湖北省委秘书处担任文书和交通工作，主要任务是收转各地给省委的报告和省委给各地的指示，接待、掩护外地来武汉的同志。熊瑾玎经过10余年的艰难探索、不懈追求，毅然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伟大道路。 福兴商号的“熊老板”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政权用特务、军事等手段残酷镇压革命活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进入艰苦时期。许多党的优秀干部被杀害，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1928年4月，由于武汉党组织屡遭破坏，工作很难展开，熊瑾玎离开武汉，前往上海找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汇报了武汉党组织的损失以及他在武汉开展工作的情况。李维汉知道这位早已熟识的熊瑾玎富有理财经验，稳健可靠，善于交友，是从事秘密工作的合适人选，便要他留在上海担任中央秘书处会计科科长，以承担筹集和管理经费的主要职责。同时，李维汉要求熊瑾玎另找地方，建立一个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秘密机关。 李维汉为什么要嘱托熊瑾玎建立这样一个机关呢？为了缩小目标和防止被敌人一网打尽，当时在上海的中央领导人如周恩来、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等人都有自己的住处。周恩来住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一带。李维汉住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以南的淡水路，瞿秋白住在福煦路（今金陵西路）民厚南里（今慈厚里）附近，苏兆征住在福煦路马吉里。为了方便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中开会，同时保证安全，建立开会的秘密机关成为迫切的需要。当时中央的秘密机关，如中央组织部、《布尔塞维克》编辑部、中央文件处（看文件和起草文件的地方）、中央秘书处等都设在沪中区。熊瑾玎根据中央领导人的住址和中央各机关的分布，认为中央领导人开会办公的秘密机关也应设在沪中区为宜。 福兴商号开业后，中央领导人常来这里开会，大都按照当时商人的装扮，穿长衫，戴礼帽。人到后，熊瑾玎就会搬出一些布匹放在客厅中央的大桌子上，再在旁边放上算盘之类的东西，万一会议中间有人进来，开会的人就赶紧装成看货议价的样子。朝西的窗口下另有一张小条桌，负责记录的人就坐在这里做记录。 殚精竭虑为党理财 1928年秋至1931年秋，随着中央同各地联系的日益增多，增加隐秘联络点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周恩来的指示下，熊瑾玎先后开设了集成印刷公司、天生祥酒店、正泰酒店、湘发泰酒店、庆丰恒酒行等，作为中央收发信件、与外地来人接头的秘密联络点，有时候也用于中央领导人临时碰头开会或接见下属谈话的地方，以及取款贷款、租佃房屋和保释同志或者党外朋友出狱的铺保，在党的秘密工作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除了以上印刷厂、酒店、商店外，熊瑾玎还与金神父路的通湘裕酒行、康悌路的万顺酒行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鸭绿江路丝绸店，是熊瑾玎代表党中央出资并由地下党员江阿明任经理的另一个中央联络点。他还与曹子建在法租界经营了一家小洋货店，入了另一家大型布店的股份，做了股东。 熊瑾玎具有卓越的理财能力，除了自己亲自打理的酒店生意兴隆外，还常常给参与经营的酒店出主意、想办法，帮助他们改善经营方法，获得了数目可观的利润。熊瑾玎没有把这些钱归为己有，而是把所有收入都用作党的活动经费和救助生活有困难的同志和党外友人，自己一家却过着极为艰苦朴素的生活。熊瑾玎待人热情真诚，街坊邻里或者商业上的朋友有困难的时候，他总是慷慨解囊，尽力给予帮助。因此，熊瑾玎在上海的湘鄂商人和一部分上海本地商人中有着极好的声望。他们只要谈起熊瑾玎，无不称赞熊老板是一个大好人。 旧上海是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势力比较集中的地方，军警遍地、密探如麻。既要保护好党中央的秘密机关所在，又要管理好、利用好党的经费和经营好这么多酒店商店，熊瑾玎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和心血。白天，他不是在福兴商号接待开会办公的中央领导人，就是外出巡视那些为党经营的酒店商店，收取外地来信、接见本地要求向中央汇报工作的人。此外，他还要花精力与工商界的人士周旋以维持必要的关系。晚上，他还要盘结中央经费和那些酒店商店的收入和支出，经常忙到半夜。熊瑾玎总是夜以继日地为着党的事业做着各种默默无闻的工作。特别是福兴商号这个秘密机关，在熊瑾玎的精心管理下，从来没有出过什么问题，这在上海这个国民党统治严密的地方是很难能可贵的。熊瑾玎的儿子熊侃文甚至都不知道福兴商号的秘密，可见熊瑾玎保守党的秘密严格到何种程度。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这无疑对包括福兴商号在内的中央领导机关安全构成巨大威胁。周恩来等领导获悉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消息后，果断采取措施，两三天内转移了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人都搬了家。由于措施果断及时，没有给中央造成大的损失。熊瑾玎接到组织要他立即转移的紧急通知后，马上把重要文件、账簿和必要的东西等收拾好，其他的文件和过时的账簿一律销毁。然后告知房东，借口家中老父亲病危，要离开上海回湖南料理后事。之后他坐着人力车离开了苦心经营三年、挂着福兴商号招牌的这处秘密机关。就在他离开的第二天，军警特务破门而入到福兴商号进行搜查，结果一无所获。 《》的“红色管家” 全民族抗战爆发不久，按照党组织的安排，1938年1月，熊瑾玎就任《》总经理，开始以另一种方式为党和人民服务。熊瑾玎到任第二天，《》在武汉正式创刊。从创刊到1947年2月被国民政府查封的9年时间里，《》成为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斗争，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组织群众运动、传播党的纲领路线和政治主张的有力舆论工具。当时武汉报纸众多。为了践行南方局和周恩来对报纸提出的要求——“编得好、印得清、出得早、销得多”，为建立、巩固和发展党的这个宣传阵地，为使《》在激烈竞争中迅速打开局面，熊瑾玎想出很多好的办法。从创刊之日起，就开展了征求1万基本订户的运动，建立自己的通讯网和发行网。还在长沙、郑州、潼关、洛阳、许昌、宜昌、黄陂等地相继设立了分销处，并在报馆内增设了服务科，为读者代购邮寄各种图书杂志。由于熊瑾玎经营有方，《》创刊后不久，就发行销售到近2万份，与当时老牌的报纸《大公报》并驾齐驱。 后来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被迫迁到重庆。重庆时期，熊瑾玎作为报社的总经理，解决了报馆的馆址问题、纸张供应问题和经费问题，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为党的宣传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在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上，熊瑾玎十分注意依靠各级负责干部，充分信任他们，放手让他们做工作。他对同志总是无疾言，无厉色，充分发挥大家的革命自觉性，善于耐心引导，注重各方面的协作，注意提高大家的思想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使每一个同志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能够发挥最大的劳动积极性与创造性。正因为熊瑾玎贡献巨大，半个世纪以后，一些老新华人怀着极其尊敬的心情，对其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可以这样说：在当年的报馆里，可以缺少任何一个人，就独是不能没有熊瑾玎同志。缺少别的同志最多是工作受影响，而没有熊老，则《》不到等到创刊9年后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封闭，可能早早就被反动派统治当局从经济上扼杀了。”由于熊瑾玎的杰出贡献，中共中央在1944年11月和1945年12月相继任命他为南方局工作委员会委员、南方局委员会委员。 熊瑾玎在广开财源的同时，还教育大家要树立节约的观念，精打细算，不能浪费。他对职工的生活和健康也非常关心。为了使报馆的女同志能够安心工作，不为家庭拖累，在住房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仍然腾出几间房子当托儿所。为了使职工能够买到便宜的东西和尽可能减少外出以免遭特务暗算，在报馆内办了消费合作社，并设立了医务室。熊瑾玎事事处处为群众着想，在老新华人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过了近半个世纪后，当年接触过他的人们还能把他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地描述出来：“有一个50多岁年纪，穿着一身半新半旧的长衫，头戴一顶小毡帽，手拎一个里面放着老花镜等物的布口袋，脚穿布鞋，面容清瘦，从平房这头走到那头，频频地与人谈话或打着招呼，脸上总是笑眯眯的人，这就是同志们亲热地称呼为熊老板的熊瑾玎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