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说物——浅谈西晋永康二年刘宝圆首石墓志 1974年2月至6月,为配合农田基本建设,邹县文物保管所在郭里公社独山村西北处发掘了一座西晋时期的古墓葬,经研究,确认墓主是西晋侍中、使持节、安北大将军、关内侯刘宝的墓葬，出土了西晋永康二年石质墓志一方。墓志为石碑形，下为长方形碑座,有卯榫,碑身直插座中。碑长44、宽22、厚5.5、座高17厘米。碑为圆首,石灰岩质,局部有风化剥蚀现象。额题篆书写有“晋故”二字,下为隶书志文7行，内容是:侍中、使持节、安北大将军、领护乌丸校尉、都督幽并州诸军事、关内侯高平刘公之铭表。公讳宝,字道真,永康二年正月,二十九日。文字刻工精细，分布自如,笔势古朴。永康为西晋惠帝司马衷年号,永康二年为公元301年。1982年，经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专家鉴定，该墓志定名为西晋永康二年刘宝圆首石墓志，定为一级文物，现藏于邹城博物馆。 文物定名由来 为方便了解这块墓志，我们先要区别以下两个相关的概念： 首先是墓碑，它专指立于陵墓地表的碑，有的放在墓前，有的置于墓后。上刻墓主的姓名、身份、生平、业绩，功德等文字。秦代以前墓碑多为木制，汉代起改用石制，期望能永垂不朽。东汉时期，立碑之风盛行，文体也渐渐形成了固定的格式。墓碑是墓志的前身，也就是说墓志是由墓碑演变而来的。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引发了群雄混战的局势，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在当时，碑刻属于奢侈品，立碑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在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情况下，许多人已无力为亲属树立墓碑。加上当时盗墓风气盛行，人们不敢立碑，种种情况使刻碑颂德的风气有所收敛。另外，经济的凋敝也使统治者下令禁止厚葬，严禁立碑。曹魏统治期间内，碑禁十分严苛。西晋初年，司马炎又下禁碑令。立碑之风表面上看骤然歇息，但悼念表彰死者的丧葬风俗已深入人心，曾在地上起歌功颂德标识作用的墓碑，乾坤大挪移转到了地下。当然因受空间限制，变成了缩小版的墓碑，成为了今天所说的墓志，这也是后世墓碑与墓志并行并存的发端。 另一个概念是墓志铭，志和铭是墓碑文字的两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志多用散文撰写，叙述逝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事略;铭则用韵文概括全篇，主要是对逝者一生的评价，多为歌功颂德。但也有只有志或只有铭的，内容可以是自己生前写的，也可以是别人写的。刘宝墓志，就属于只有记录墓主基本信息的志，所以称为墓志。 至此，我们可以了解到该件文物的定名由来：年代为西晋永康二年，材质为石质，它是记录墓主刘宝基本信息的墓志，又因其碑首成半圆状，称圆首碑，因此定名为“西晋永康二年刘宝圆首石墓志”。 墓志背后的故事 墓志是为墓主服务的随葬品之一，又是墓主身份最直接的表现，谈墓志必然绕不开墓主。此墓志用短短几十字，记录了墓主刘宝所作官职、名、字、去世时间。文献中关于刘宝的记载很少，从墓志记述中可以知道他是西晋时期高平郡人士，其地理位置在今邹城市西南郭里镇和微山县两城镇一带。唐代经学家颜师古著有《汉书叙例》，记述：刘宝字道真，高平人，晋中书郎，河内太守，御史中丞，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安北将军。侍皇太子讲《汉书》，别有《驳义》。”是刘宝从官的较为详细的记载。汉代时期的刘氏以彭城、高平两支最为显赫，刘宝出身高平刘氏，属当地望族，有一定的学识与修养。 《世说新语》中记载，刘道真年轻时常到草泽去打鱼，擅长吹口哨，听到的人都流连忘返。有一个老妇人，很喜欢听他吹口哨，曾宰杀两头猪送与他吃。刘道真吃完后毫不在意，也不道谢，后来担任吏部郎，遇到老妇人的儿子，见他为人忠厚却职位低下就越级任用他。刘宝不拘小节却知恩图报。 他既是不守礼俗的名士，也是积极入世为官之人，兼具名士与官僚的双重身份。《世说新语》中还有记载：刘道真尝为徒，扶风王骏以五百匹布赎之；既而用为从事中郎。当时以为美事。扶风王司马骏用五百匹，赎出了“为徒”的刘宝，在当时被传为美谈。为徒，指因犯错而罚做苦役。被赎出的刘宝投靠在司马骏麾下，成为其幕僚，任为从事中郎。刘宝在仕途上逐渐显露才能，后又出任了使持节、安北大将军、领护乌丸校尉、都督幽并州诸军事、后因戍守边境有功，赐爵关内侯。刘宝不但能武，而且善文，尤通经史。曾为当时太子授课，著有《刘宝文集》3卷及《历代史书考异》，流传于世。刘宝还撰《汉书驳议》二卷，该书已失传。南朝梁元帝萧绎，在其所著《金楼子．终制》中记载：“高平刘道真、京兆挚仲洽并遗令薄葬。”真名士自风流，刘宝下遗令要求薄葬，不滞于物，肆意洒脱、不在乎繁文缛节，颇具魏晋名士风骨。 通过以上内容，我们可以略见刘宝的才情与性情。而身居关内侯的他，墓内放置的却只是小小一方简单的碑志，其原因也可略窥一二了。 刘宝墓志形制虽然简单，但具有重要的书法价值与史料价值。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文字书体经历隶书向楷书过渡的重要转折时期，它的发现对研究魏晋时期墓志形制及书法的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它的出土同时证明了古高平的地理位置即在此附近，从而为寻找古高平和确立古高平的地理位置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也为我国北方地区特别是山东境内的两晋考古提供了十分可靠的断代依据。 审核：李莉 转载于邹城文博